王海：職業打假爭議近三十年丨不惑2024
王海（農健/圖）
對於職業打假人王海來說，所有故事的開頭已經被重複了無數次：1995年3月，22歲的他在北京隆福商業大廈買了兩副假冒索尼耳機，售假者卻拒絕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退一賠一，他在各個監理部門尋求解決方案，也屢遭碰壁。後來，他又買了十副假耳機，並向東城區工商局投訴隆福大樓販售。最終，隆福大廈賠償了王海先前購買的兩副耳機，卻不願對後十副賠償。
但王海並未灰心。從當年9月至11月，他在北京橫掃十餘家商場，購假索賠，斬獲賠償八千餘元。當時，輔以媒體報道與輿論的關注，他一戰成名，自此走上職業打假之路。
近三十年過去，中國消費市場已與當年大有不同，造假販假者同時代一併"進化"，王海的人生亦隨之沉浮，卻始終沒有離開職業打假行業。他在市場經濟方興未艾的年代常成為媒體的焦點，卻在2000年後的十年裡，漸漸避開媒體的目光。近年來，隨著電商與直播的興起，他又開始高調砲轟新興領域的詐欺行為。
王海從當年22歲的小伙子打成了50歲的中老年人，但在他看來，未曾改變的是，輿論場對他打假的認知始終分裂，國內不少地方仍保護造假的「既得利益"，有些法律也並未如他希望的那樣，真正傾向消費者。
"一年可能有幾千個案件"
在打假維權上，王海似乎永不停歇。
2023年11月，他在社媒帳號持續開砲，砲轟電商平台篡改奢侈品保固卡，質疑大連一地上百畝櫻桃樹枯亡的原因，舉報江西一職校剋扣學生實習報酬…
現實中，他也在12月等來了監理機關對他多年來最困難舉報的回應。此前，他曾舉報一家主打有機食品的公司存在涉嫌發布虛假廣告等問題，而當地市監部門在12月認定該公司存在對其商品作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行為，對其罰款47萬元。
毫無疑問，打假28年後，王海變得越發忙碌了。 2023年11月30日，他接起南方周末記者電話時，已是深夜。眼下，他名下有4家專注打假的公司，還有一家有二十多人的檢測公司。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公司每年經手的打假維權類案件，「按照消費者人頭來算的話，一年可能有幾千個案件。按照類型來算，一年大概百八十個案件」。光是非法添加類打假案件，「這兩年就是一千多個」。
業務形態也發生變化。過去，王海的公司多數是從事幫助企業查假的業務，而近年來幫助個人買假索賠的業務佔比越來越大。理由很簡單，依照目前的食品安全法，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業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損失三倍的賠償金。消費者無論是委託王海團隊去協商或起訴，所獲賠償原則上都會五、五分帳。
不少打假案件依舊引來爭議。 2020年11月，王海質疑網紅辛巴團隊銷售的燕窩並非真燕窩而是糖水；2022年，王海質疑主播「瘋狂小楊哥」直播間販售的破壁機涉嫌多個問題。隨即，上述產品生產商宣稱自家產品符合國家標準，不存在虛假宣傳。據媒體報道，此後兩地市監部門也介入這場風波，其中中山市監部門稱在對相關樣品進行檢查後，"所檢項目符合標準要求"，對生產公司不予立案。但王海仍質疑廠商提交給中山市監部門的樣品不具說服性，他還會安排集中送檢。
海量打假維權的案件加持之下，公司也獲得了不少收益。根據王海的說法，他沒有統計過公司的淨收益，但每年個人收入「百八十萬總是有的」。
"我們會平衡成本，有一些（打假維權訴訟）我們就放棄了。"王海說，"但基本上是我們想打贏的都會打贏。"
「刁民」？ 「順民」？
王海至今記得，1995年，曾有記者問他，面對假貨時，你要做「刁民」還是「順民」？
很難說職業打假是一種「刁民」姿態，但無論如何，他沒有選擇做「順民」。
王海回憶，最初，他涉足打假維權領域的目的還是「好玩」。但很快，他就在1996年成立了專門的打假公司，僱用了兼職的調查員與律師——個人相較於企業而言始終是弱勢，有了團隊，才能更好地抵禦風險。
很快，王海與他的團隊便進入了龐大的維權市場。他記得，當時中國消費市場上，造假模式主要是仿造大品牌、名牌。他的公司既幫個人打假索賠，也為企業查假貨。雖說兩者業務量基本上對半開，但後者佔據獲利的大頭。而對於打什麼假，他也總結出了一套策略：要麼打有社會經濟的，要麼打有經濟效益的，最好兩者兼而有之。
在王海眼中，打假自始至終都不是什麼難事。例如幫企業查假，企業提供造假線索，他們向當地監管部門舉報，再派出調查員隨執法人員到相應地點協助執法，拍攝影片、照片，固定證據，緊接著就採取法律行動，或是與造假者協商賠償，或是對簿公堂。
他對一次調查假冒味千拉麵的事件印象深刻：那一次，三十多個調查員一齊出動，去了造假工廠，雖說老闆跑了，但他們向警方報備後，直接把造假設備都拉走了，異地保存。
更令王海聲名鵲起的，則是1998年對性病遊醫欺詐患者的打擊，同時他揭露一些福建老闆承包各地醫院的皮膚科和性病科後，透過廣告、醫託的方式，誘導哄騙患者前往就醫。
在這樣的打假生涯中，王海常成為媒體報道主角。他已經記不清1990年代末接受《南方周末》採訪的次數了。他說，在1980年代，他就開始閱讀《南方周末》，覺得相當「解氣」。
"我的困惑"
王海曾在2023年10月31日寫下一篇名為《我的困惑》的文章，其中便有綿延幾十年的爭議——常有人指責他打假動機不純，是為了賺取利潤。
人們的質疑在2000年他與電線電纜品牌「津成」的對抗中似乎達到了新的高度。王海在蒐集證據後起訴至法院主張。但同時，兩方在庭外協商私了。個中過程王海的回憶與媒體報道有所不同，但可以確定的是，津成公開宣稱遭到王海敲詐勒索。
依照王海的說法，庭外協商和解漫天要價都是「很正常的」。事實上，他也不諱言打假的營利動機，向來反對以公益標榜打假。在他看來，像他這樣的職業打假人，是在約束企業、倒逼品質升級，而非破壞營商環境、增加企業負擔。
不過，2000年後，他也做出了些許改變。為了管理風險，他把巔峰時期有數百名兼職人員的公司，裁員至只剩下十幾名全職員工。另外，他漸漸避開了媒體的目光。一方面，他認為有「亂炒作」；另一方面，公司業務也頗為繁忙。
王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0年後的10年裡，他在打假業務上有所拓展，開始涉足物業領域維權，幫助業主成立業委會、更換物業公司、追討人防和車位一類的共有財產。除此之外，2005年，他也與大學教授合作，開設了NGO和諧社區發展中心，主要研究社區治理。
另一個吸引他注意的，則是消費者權益領域的相關立法工作。他為此在網路上公開發聲，也聯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交建議與提案：2003年，他便提出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賠償最低標準提至500元；他也不斷呼籲取消評選「中國名牌」「國家免檢」等活動。
"這個事兒社會需求很大"
打假至今，王海的一個感慨是，市場上的假冒偽劣等詐欺行為，技術在更新迭代，也出現在了新產業領域。 "以前可能是冒牌問題比較嚴重，現在冒牌依然存在，欺詐行為也越來越多，已經是無孔不入了。"
王海介紹，現在的技術讓一些非法添加物變得越來越難以檢測。例如，在壯陽藥品中將非法添加物的分子式稍微改變一下，國家頒布的標準檢測方法就難以將其檢測出來。與之相對的，他覺得，政府部門的監管力道與技術比起幾十年前卻沒有太多進步。
如此也產生了一個微妙的結果：對一般消費者甚至是執法機關來說，打假正在變得困難；但對於專業打假團隊來說，事情卻變得簡單。 2022年，他啟動了自己的檢測實驗室，用於打假。
也是在2010年後，王海漸漸重新回歸公眾視野、接觸媒體。他簡單歸結為工作需要。
他發現，這些年來，由於直播帶貨的火熱，不少來自消費者的舉報線索都集中在這個領域，他也順應了這一趨勢，進軍直播帶貨的打假工作，與辛巴、「小楊哥」、李佳琦等知名主播屢次交鋒。在他看來，如今直播帶貨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帶發分離"，直播間展示的貨品品質，不一定是發貨方發出的貨品品質。另外，電子證據的固定也是難題，直播如不錄屏，便可能證據滅失。只是，打假策略一直沒變：「追根溯源，驗證真偽」。
年已五十的王海還沒想過離開這一行業：「（打假）這個事兒社會需求很大，我們能做一點工作，就做一點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姜博文
責編何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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